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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性时代,哈佛是如何决策的?

2020-05-08

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考(LarryBacow)3月24日致信哈佛社区,他和妻子阿黛尔·弗利特·巴考(Adele Fleet Bacow)感染新冠病毒。
在居家工作并被限制接触外界一周后,两人都出现新冠病毒症状。所幸目前也已康复,他通过哈佛大学公报(Gazette)分享了这段经历。

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考夫妇

一、公报:当得知检测结果阳性时,您在想什么?
巴考:我们一直非常非常小心,坦率讲颇有点出乎意料,因为出现症状以前,阿黛尔和我已经接近十天没有外出见人。
我们在家与世隔绝。之所以如此谨慎,部分原因在于我身患自体免疫性疾病,因而非常容易感染各种疾病。
有些人质疑我为什么要去检测?那是因为我免疫系统受到抑制。所以我具有感染风险。当检测呈现阳性时,我在想,“这会很有意思。”
我还担心自己能否履行职责。2004年在塔夫茨大学,当自体免疫性疾病首次确诊时,我已经重病在身,因此不得不请了一个月病假。我认识到必须关心自己的健康。如果疾病缠身,我对任何人都是个负担。
另外,我还意识到,如果其他人生病,我也得给他们一点时间恢复健康。因此,当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后,我希望通过成为一个听话的好病人,按照我期待别人做的那样规范自己的行为。
所幸我有一个非常棒的团队。他们踏准节奏,弥补了我因病缺席而留下的空白,按计划推进所有工作。

公报:在致信告知哈佛社区自己罹患疾病后,您得到什么样的反馈?
巴考:我们肯定收到成百上千封回信,这些反馈来自学生、教师、员工、和校友,其中部分来自世界各地。对此我们深为感动。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躺在床上看CNN报道自己生病有点不可思议,似乎令人感觉魂游身外。一旦成为全国性新闻,我们开始收到来自全美和全世界各地老朋友和家人的问候。

公报:身处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您做些什么让自己充实起来?有没有追剧或看书?
巴考:光是查看和回复电子邮件就挺吃力了。我真的没有找到时间看书消遣。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几个星期前,我儿子和儿媳,还有两个孙女打电话给我们。他们住在纽约,由于疫情居家工作,因此征求我们意见是否可以过来和我们同住一段时间。我们表示:“当然,我们很高兴见到你们。”于是,就在我俩首次出现症状的那天,他们真的开车过来了。
这段时间大家一直住在同一屋檐下,经常通过视频聊天,彼此保持社交距离。我们最大的开心果是两个孙女,一个两岁半,另一个八岁。希望几天后我们可以脱离隔离和她们尽情玩耍。她们可以算是我们的消遣。

哈佛大学第29任校长Lawrence S. Bacow

公报:您现在感觉好很多了,您居家工作时是如何安排时间的?
巴考:由于刚刚痊愈,我还无法确定自己能否回到日常状态。我还没有锻炼,但希望下周可以重新开始。
在体力恢复期间我尝试放松自己。因此,通常我的一天是从查看夜间收到的电子邮件开始的,像其他人一样,我需要打很多电话,开视频会议。这些电话有的来自我的直接下属,我需要和院长和各位副校长沟通情况。我还得和政府官员进行交流,我与州长、以及剑桥、波士顿、和华盛顿的官员保持电话联系。
我一直与其他校长进行交流。常春藤盟校校长互相之间通过电子邮件保持密切联系,我还通过电话与其中部分校长沟通。
我定期与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拉斐尔·赖夫(Rafael Reif)讨论问题,我也与本地区其他一些校长同事通话交谈。我还与德鲁 (DrewFaust,哈佛前任校长)和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哈佛前任校长)保持联系。因此,面对问题时我希望听取别人意见,他们要么曾经处理过类似问题,或者目前正在处理这些问题。
我一直与麻省独立高校协会(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和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Education.)进行交流。上周末我们通过视频开了一次理事会。

二、公报:回顾过去,哈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监测新冠病毒的?
巴考:一月初,哈佛大学健康服务部门开始关注中国发生的疫情。我们有来自中国的学生,我们还有相当数量的教职员工前往中国从事学术活动。
我们还开始向从中国返回校园的社区成员提供建议,告知他们应采取何种措施确保自己健康。接着我们开始发布警告,开始限制前往中国的旅行,随着情况逐渐明朗,我们将旅行限制扩大至世界各地的其他高风险地区。
我们非常关注疫情的发展。我们还与哈佛教职员工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中有些人是全球最顶尖的传染病学、病毒学、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专家。他们本身也与其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同行保持接触,并就未来面临的风险向我们提供建议。
我们很快就召集一个危机管理小组跟踪相关事件,并开始进行一些初步规划。拉普副校长负责召集该团队,他们在全校范围发动行政院长、副校长以及其他环境卫生和安全部门人员一起思考,如果病毒蔓延到波士顿,尤其是哈佛校园,我们该怎么办?
哈佛大学健康服务主任江阮(Giang Nguyen)也迅速地组建了一个科学顾问小组。我们还有幸拥有教务长艾伦·加伯(Alan Garber),他不但是医生,还是一位经济学家。因此我们依据海量专业知识应对疫情,并在此过程中做出一些堪称明智的决定。

公报:哈佛大学是最早一批清空校园并转向在线教学的高校,开始的时候曾遭遇阻力。您能够讨论一下这个决策过程吗?
巴考:我们的想法几乎完全由以下考量因素驱动。
一方面是观察新冠病毒的传播状况,开始是在中国,接着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并力图学习这些国家的经验。
另一方面则是建立数学模型,这也是我们和其他人都在做的事情;模型表明,如果新冠病毒具有我们设想的那种传染性,并且保持目前的危险程度,我们即将面临一场非常重大的危机。
当时,我们相信年轻人感染风险小于老年人或基础疾病患者。近期公布的更多数据显示,至少在美国,年轻人的重症发病率超过其他很多国家。
我们观察到日本附近的几艘游轮发生的感染状况,这让我们联想到学校宿舍一旦感染病毒的可怕后果,因为学生们在宿舍里同样住在一起,彼此密切接触。
随着春假临近,我们担心如果没有采取果断行动,我们的学生将散布到世界各地,他们很可能与当地年轻人密切接触;当他们返回校园后,我们即将面临病毒的全面扩散。
因此,我们认为赶在学生放假前采取行动非常重要,我们很快调动资源。在安妮·马古利斯(Anne Margulies,哈佛副校长兼首席信息官)领导下,哈佛IT部门迅速做好准备,确保每个人都能使用Zoom,开始用Zoom培训教师,并保证哈佛的IT基础设施足以支撑大规模线上教学活动和通过Zoom召开视频会议。
同样地,我们负责学习升级的副教务长巴拉特·阿南德(Bharat Anand)及其同事们开始整合资源,迅速对教师进行在线教学培训。每个院长都和教职员工一起不知疲倦地投入准备工作。他们是这个转变过程中的真正英雄。
接着,我们向学生发出通知,要求那些可以离校回家的学生尽快撤离,春假结束以后也不要返回校园,我们即将把所有教学活动转到线上。
我深知有人会批评我们行事过于草率。但在此过程中,我们注意到麻省在四天内新增病例从“13-28-42-91”例,虽然基数很小,这很显然也是一个指数级增速。这个增长速度与那些比我们提前一到两周爆发的国家几乎完全相同。所以警钟已经长鸣。
我很快体会到出错的代价并不对等。我的意思是,如果像某些人指责的那样行事过于草率,我们将给很多人带来不便并浪费大量资源。
但是,如果我们迟迟不作回应,付出的代价很可能要用生命来衡量。因此困难的不是做出这个决策,而是将其实施到位。不过,让学生离开学校、开学不要返校、过渡到在线教学这样的决定似乎相当显而易见。
我们还认识到,通过果断举措,我们也许会让其他面临类似决定、但尚未获取同等专业知识的院校更为迅速地采取行动。

公报:您觉得哈佛在此过程中如何支持学生和其他人?
巴考:我们要求社区中许多学生和其他人迅速行动,学校里所有人都投身其中积极提供帮助。当学生搬出宿舍时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忙,这展示出我们社区的力量。
我们还提供经济资助,协助学生支付旅费、行李寄存费和其他费用。哈佛本科学院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确保这个决策执行到位。他们需要回答无数的问题,解决无数的困难。在短短五天左右时间里,约有6000名本科生搬离了哈佛校园。
我们必须迅速切换到在线教学,这对每位居家远程工作的人而言,几乎毫无例外地,也是一个转变。我们非常感谢正在照料留校学生的那些社区成员。我们真心感激那些继续为学校教学设施提供安全保障的员工。每个人都为这场危机所触动。
我们的教职员工、学生和所有对他们提供支持者均愿意付出努力掌握在线教学所需的技术,这令我深受鼓舞。那些愿意学习全新教学方式的人也展现出如此深厚的善意。

公报:即使面临挑战,整个学校也在努力应对病毒流行。您能谈谈哈佛学者如何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一起联合协作抗击疫情吗?
巴考:早在新冠病毒在我们国家形成如此重大危机之前,我们就开始与广州呼吸健康研究所的同行们进行合作。
这是一个重大的学术合作项目,总部设在哈佛医学院,由乔治·戴利(George Daley)院长主持,哈佛所有教学医院,以及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文理学院、学校其他部门的教师,外加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布罗德学院和拉贡研究所的同行都参与了这项合作。
参与该项目的还有麻省生命科学行业的人员。哈佛大学是这项活动的主导者,负责开发快速检测试剂,这对我们如何管理这场危机和开发新的疫苗和诊疗方法至关重要。
对于我们的教师、研究生、研究人员、产业界和医院的同行如此快捷地齐聚一堂,集中哈佛和周边合作者得以调动的所有资源应对新冠疫情引发的挑战,我感到无比自豪。

公报: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哈佛大学是如何与剑桥、波士顿以及麻省互相衔接的?
巴考:我们一直与剑桥市、波士顿市和麻省州政府进行合作,希望在各种方面提供帮助。
例如,哈佛部分学院提供资源协助在家上学的孩子。对哈佛教育学院在该领域所作的工作,如何积极评价都不为过。
我们将哈佛广场酒店向急救人员和医护人员免费开放,后者由于担心感染家人等原因可能无法回家。出于同样目的,我们在波士顿和剑桥提供更多设施。我们从实验室收集个人防护装备转交地方医院,为那些在防护装备稀缺的环境下依然尽力救助病人的医护人员略尽绵薄之力。
来自世界各地的哈佛校友也非常热心地提供帮助。一些校友协助安排从不同国家为我们运来个人防护装备,目前正在分发阶段,并通过州长的良好努力,确保物资送达最需要的地方。

三、公报:作为哈佛大学领导人,做出如此艰难决定时您有何感受?历史上是否可以找到可供借鉴的案例?
巴考:这个时候,我确实感觉过往经历很有帮助。
在塔夫茨大学十年间,我一度列出十来个必须紧急处理的不同类型危机,从我担任校长十天后发生的9/11事件,到梅德福德的一次重大停电事故,迫使我们在断电状态下运营学校长达八天,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再回到2004年我自己身患重病,在六个月内多次住院。
当经历这一切以后,我想自己对此颇有一些独到见解。有时候我会说,对一名大学校长最具挑战的是,所有轻而易举就能决定的事情,早在提交到你跟前时都已经解决了。
这意味着,我所做的几乎每个决定都是51/49决定——如果我足够幸运,有时候是50.0001%对 49.9999%。所有无需绞尽脑汁的事情早就得到解决。因此,对于艰难抉择我已经习以为常。
过往应对挑战的经历确实收益匪浅。我还有幸遇到出类拔萃的同事,他们帮助我深入理解不同选择可能导致的后果。然后,像任何其他人一样,我只能做到尽力而为。
我深知自己无法做好每件事。但是,与其追求完美而优柔寡断,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要迅速行动、果断出击。当你需要纠错时,也得雷厉风行。


公报:新冠疫情对高等教育有何影响?希望在哪里? 
巴考:即使最黑暗的乌云也会透过一线曙光。我们看到整个学校里很多人都在帮助别人,并做出极为出色的工作。对此并不出乎我的意料,但很高兴能看到这一切的发生。
我们还看到哈佛师生共同实验全新的教学方式,我认为这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想很多人已经体会到,我们不必像过去那样四处出差参加会议。如今很多会议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实现——这有助于我们降低成本和减少碳排放。
虽然我们都怀念一起聚会,一起工作的社会环境,大家依然想法设法寻找高效率的居家工作之道。
展望未来,我希望能够为哈佛员工提供更灵活的工作方式。当我们深入思考如何更好地安排工作时,从长远而言将大有裨益,不但在学校内部,而且对整个社会。
我还认为,当前共同应对新冠病毒挑战的机构间的合作关系将会长期延续。只要看看我们目前与那些中国同行(不但是广州呼吸健康研究所,而且还有很多大学)是如何一起工作的。我认为我们所建立的关系将延续至未来。因此我认为这将带来很多积极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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